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 ，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，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
，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 ，于是就见仁见智
，各持一说了 。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 ，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
，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。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 ，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
。因此
，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 、佛、道三教并存的政策 ，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 。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
、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
。在唐太宗统治期间 ，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，惟在尧舜之道
，周孔之教 ”(《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”；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 ，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诸寺湮灭，不可目见
” ，“佛寺僧坊
，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 。李唐开国以后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
，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 ，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
，颁布了《沙汰僧道诏》
。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 ，广事弘持 ”，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 。贞观三年
，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
。同年 ，为报母恩
，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 。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 、慈德
、弘福等十余处
。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 ，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 、慧净
、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 、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
，译成《宝星经》
、《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 。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。此外 ，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
，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
。而每次佛事完毕 ，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
，“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 。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 ，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，如贞观六年(632)
，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 ，赐号“帝心”
，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
。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 ，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
，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 、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 ，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 。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
，多别有用心 ”
。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 ，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
”，“申孺慕之怀” ，或为“圣朝点缀 ”的 。应该说，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

太宗的少年时代正是佛教风靡全国的时期。其时
，隋文帝
、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 ，从风而靡
，竞相景慕 。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崇佛已经成为朝廷内外的一种普遍风气 。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当然也不会例外。大业二年(606) ，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
，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
。李世民疾愈后 ，李渊即造石佛一尊
，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灵里不能不打下烙印 。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 ，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过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
，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 、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 ，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 。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
。因此，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
，《续高僧传》卷三《慧赜传》载，武德年间 ，慧赜和三论宗吉藏法师辨难
，李世民“亲观论府，深相结纳 ，拟为师友”。此外
，他与慧休、慧乘
、明瞻、智实 、法顺等人的交往，也见于《僧传》 。

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经历 ，使唐太宗产生了对佛教的信仰
。他曾经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这种信仰。在《弘福寺施斋愿文》里
，他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 ”，发誓“惟以丹诚 ，皈依三宝
” 。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
，神迁妙喜
。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 ，逍遥净土 。永荫法云，尝餐甘露。疾证菩提
，早登正觉
。”在《大兴善寺钟铭》里，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 ”的化身 ，而今降生帝王之家
，是要普度众生，使“云和之乐 ，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
，与梵音而俱远。”“希声旦发，键槌夕震 。莫不倾耳以证无生 ，入神而登正觉
。
”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战火焚毁的佛寺重新修复
，在战乱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得到重兴 ，佛教各宗派相继创立 。贞观年间
，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
。“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这虽不及隋代的僧尼数目 ，但当时全国人口“比于隋时，才十分之一
， ”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总之贞观时期佛教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

有些史学家在谈到唐太宗对佛
、道的不同态度时，似乎很少分析就认为始终是先道后佛。其实 ，直到贞观十一年(637)为止
，李世民从来没有偏爱过道教，他曾明确表白过：“自有国以来 ，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
，并归寺家 。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
。今天下大定 ，唯置佛寺。朕敬有处
，所以尽命归依 。
”(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是贞观初唐太宗并不重视道教的明证。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后 ，他对佛 、道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
。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
，宣布“自今已后，斋供
、行法、至于称谓 ，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诏下之后，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沙门智实 、法琳
、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
，要求太宗收回成命
。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只得忍气吞声。唯有智实仍向太宗力争佛教的地位 ，结果遭杖责放还 。贞观十四年
，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成等下法琳于狱按问
。法琳被判流徙益州 ，病死在流放途中。

佛道先后诏和法琳事件的发生
，虽然表明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决不能因此断言他对佛教的信仰也已经改变 。在《道士 、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里 ，唐太宗只是强调佛道的夷夏
、亲疏之别
，以及天下初定，他在政治上需要采取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 ，以求得“经邦治国、反朴还淳
”
。至于信仰方面
，他明确指出：佛道之间虽然“汲引之迹殊途”，却是“弘益之风齐致 ” ，对佛教并无任何贬责。就在智实遭杖责的同时，太宗还召请沙门法恭和法宣等到洛阳
，深降恩礼，入侍宴筵 ，特诏留住
，传送京师 。也就在法琳下狱的同时，太宗为了维护佛陀的尊严 ，还诏令工匠不得预造佛像鬻卖
，其现成之像也令分送寺院，从众酬价
。

唐太宗既然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仰 ，为什么对佛教的政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唐太宗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
，当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需要发生矛盾时，他是宁可抑制自己的信仰 ，服从政治的需要。当各地的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
，统治秩序已经基本稳定以后，唐太宗面临的任务一是要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力量 ，二是要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，只有这样
，唐朝的统治基础才能巩固 。唐朝开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暂时保持着合作。但当阶级矛盾由于彼此力量的悬殊缓和下去以后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相对地突出了
。当时山东士族地主的力量相当强大
，他们并不把以李氏为首的新统治者放在眼里。贞观时，三品以上朝臣欲与山东大姓为婚“纵多输钱帛 ，犹被偃仰
” 。贞观五年
，太宗令高士廉等修《士族志》，“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崔干犹被列为第一等 ，居于唐室的勋臣贵族之上
。这些现象当然是唐太宗不能容忍的。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打击山东士族势力
，另一方面就抬出了李老君 。贞观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太宗亲临弘福寺 ，召见上层僧侣
，对他们解释了“先道后佛 ”诏令里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
。尊祖重亲，有生之本 ，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，故应在前 。今李家据国
，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一番表白的关键在“李家据国”。说明尊重“老君 ”是为了抬高新君 ，“先道后佛”实际是要先君后佛 。法琳不识其中奥秘
，还要不厌其烦地考证李唐非“老君
”后代，难怪要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了
。唐太宗需要追宗论祖 ，自称为李老君之后
，以抬高李家的地位。借尊崇道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 ，以此抵消山东士族势力的社会影响
，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他宣布先道后佛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 ，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了矛盾。而在寺院经济中，佛寺的比重又远远超过道观 ，故佛教经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更为突出
。

贞观初年，社会经济仍然凋残破败
，“田园荒废，饥馑洊臻”。但是佛教寺院经济却得到迅速发展 。如嵩山少林寺拥有太宗所赐地三十顷 ，水碾一具
。京师清禅寺“水陆庄田
，仓廪碾硙，库藏盈满 ，……京师殷有无过此寺 ”(《续高僧传》卷二九《慧胄传》)。在全国范围内
，更是“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 ，独坐泥胡
”；“女工罗绮
，剪作*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 。秔粱面米 ，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
，枉照胡神之堂”
。(《广弘明集》卷十一载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正如傅奕一再上疏所言：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割截国贮 ”(同上)的严重危害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大政治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体察 ，比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当然要深刻得多
。他始终注意各种势力的发展及它们的关系，他非常懂得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发展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关系时
，才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如果一方特别突出，就会打破彼此间的相对均衡 ，就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矛盾
，而这对他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 。他要控制各种势力的发展，不断调节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 ，以保证自己的统治
。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到由于佛教的过分发展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不能不对以往的政策作一定的调整。

当时虽已出现佛教问题，但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 ，从整个社会来看
，还不是主要问题 。同时，在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社会里 ，问题复杂
，牵涉面广，处理不妥 ，不但会影响当时主要问题的解决，还会引起新的矛盾。何况太宗思想深处对佛教还是信仰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像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和后来的唐武宗那样灭佛毁法，而采取了“先道后佛
”的政策。前面说过 ，所谓“先道后佛”实质是先君后佛
，李世民不是作为一个道士来与和尚争教席，而是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来处理佛教方面的问题 ，其目的是怎样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 。他宣布“先道后佛 ”
，稍抑佛教之势，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 ，而绝不是要抛弃他所信仰的佛教
。

唐太宗在晚年虽然没有明令取消“先道后佛
”诏
，但事实上却重新恢复了弘扬佛教的政策。这从他和玄奘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归来 ，抵达长安
。唐太宗时在洛阳
，准备发兵征辽。他敕令西京留守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玄奘于弘福寺内 。二月 ，太宗在出征前夕，召玄奘入宫“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
，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玄奘在会见时 ，请求搜擢贤明
，组织译场。太宗允其所请，令有司按玄奘条陈所需优给 。并延请全国高僧如道宣、神泰
、辨机、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 、字学
、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等数十人襄助译事 ，大臣于志宁 、许敬宗
、杜正伦等也参与了译事
。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
，太宗这时礼敬玄奘，“实亦由于爱才 ” ，而非出于信佛 。那么在征辽失败后
，太宗对佛教的一系列作为，恐怕难以再作这样的解释了。

贞观二十年 ，玄奘将所译佛典五部及《西域记》奉表上闻
，太宗亲自答书，奖誉有加
。贞观二十二年 ，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，对侍臣说：“朕观佛经
，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 ，朕比以军国务殷
，不及委寻佛教 。而今观之，宗源杳旷 ，靡知涯际
，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 ，此妄谈也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
，分发雍、洛 、并
、相、荆 、兖
、杨、凉 、益九州，以“展转流通 ，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又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
，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 ，导群生于十地 ”(同上) 。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
。应玄奘之请，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
，弘福寺五十人，仅这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同年 ，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成
，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 。别造翻经院 ，请玄奘移居翻译
，并任上座职
。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、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 ，仪式非常隆重。观礼者数万人 。唐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
，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
。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征辽失败后 ，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弥深
，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玄奘的影响，而是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 ，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使贞观后期封建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局面
，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暂时趋向缓和 。使他打消了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允许佛教的发展。同时 ，国内逐步安定之后
，唐太宗开始留意经营西域
。西域诸国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经这些国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诸国由玄奘闻知唐土佛法隆盛 ，无不仰慕备至
，纷纷遣使入朝 。尤其是当时统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数度遣使，贞观十五年命李义表及王玄策等报聘 ，这种形势自然会使唐太宗对佛教格外重视
。

我们在分析了唐太宗对佛教政策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之后
，不难看到所谓“三教并用”，其前提和基本倾向则是奖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发生矛盾时 ，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 。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而决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结论
。

李唐奉道教为国教，那么儒家在当时处于什么地位？

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 ，我们不难发现，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在统一
、开放的背景下
，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
，释 、道
、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 ，又相互渗透
。到了唐朝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
，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 ，认李耳为先祖
，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 ，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 。武则天想当女皇，实行武周革命
，僧人怀义 、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
。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 ，广建寺院
，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 ，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
，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 ，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 。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
，使得佛
、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 ，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
，获得了充分发展。 唐王朝对释、道 、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
、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 ，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，不断完善
。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
，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解释2： 唐朝除了武氏当政时期，皇帝都是崇信道教为主的 ，大唐所朔愿之祖即为先秦老子李耳
，为道教太上老君的化身之一，依道教说法 ，说老子是老君与老君即是老子是不准确的
，此不赘述 。唐皇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是其一
。太宗皇帝有《令道士在僧前诏》 ，以此确定道教的政治地位。李氏复权后玄宗皇帝对道教的崇信更胜前朝
，钦作道乐，为后世传颂的“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见哪得几回闻 ”《霓裳羽衣曲》即是玄宗为道教斋醮道场所作的科仪音乐之一 。诚然
，唐朝是个佛教泛滥的时代，所以后来唐武宗在会昌年间下令毁佛
。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为了平衡政局与正统 。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 ，两京城阙，僧徒日广
，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 ，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
，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 ，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
，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 ，莫知纪极
，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 。晋 、宋
、梁、齐 ，物力凋瘵
，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
”他认为 ，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，成百王之典法
，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有一句俗话“佛度愚，道度贤 ” ，且不论此话的正确与否
，但看起来却是有几分道理，佛教是以向下发展为主的 ，道教学说则是以向上发展为主的
，换句话说，就是能够了解道教教义的主要是上层人士
。而佛教教义则深入民间。这就大大地提升了佛教的基础人气 ，加上上层士大夫阶级也对佛教青睐有加
，所以佛教的信仰就显得泛滥不堪 。而道教虽然在上层社会扮演的是修身养性，祈福迎祥 ，多修斋设醮
，形象还是比较清雅的
。但在民间的形象就大相径庭，因为民间的巫性还没有完全脱离道教 ，即使现在也没有，所以民间对于道教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理解
，只与一般巫医神汉相提而已。“知佛不知道
”的现在也是大有人在 。每每把道教的神当成佛菩萨来拜
。所以关于道教与佛教的抗衡与疑问现象也就不言而喻了。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以最低最基本的方面来做分析的突破口，而不是说佛法无边 ，唯道独尊之类的空话
，应为作为宗教，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原则与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本来是与宗教没有关系的
，只是自己在宗教的某个角落找到了共通之处，因此观点就随着宗教走了 。 资料来源于google和百度 看来群众基础是很重要的
。有了人数 ，什么都有可能有。

李世民时期道教和佛教哪个比较兴盛

唐代是一个宗教盛行 、多元并包的社会
，佛教、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也在影响
、交融 。

在这一时期 ，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
，却又出现了会昌灭佛；道教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却始终不及佛教深入人心
。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各种宗教之上 ，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武则天利用佛教的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的论证，而玄宗、武宗 、宣宗则都接受了道教大师的授箓 。

至于那些居于儒家价值观高地的士大夫们
，则一方面力图在公共领域对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在私人生活中与僧
、道人士过从甚密。如果我们不了解唐代宗教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
。? 在唐代
，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 ，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李唐王朝
，道教风靡，皇帝尊奉 ，地位至高无上 。

道教
，在李唐时代位列三教之首，在儒 、佛之上
。能有如此发展 ，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提倡是分不开的。

当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在隋末起兵争夺天下之时,为了抬高其门第,争取上层贵族的支持,便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奉老子为唐王室的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后裔,借此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 。

此后
，

李渊起兵晋阳时,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士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 ”,称李渊为真主,开仓献粮,支持唐军；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一些道教上层人物,为了争取新统治者对道教的支持,也在各处制造“老君显灵
”的宗教神话和谶语,以迎合李唐王室的政治需要；唐高宗时,继续执行尊祖崇道的政策；乾封元年,高宗巡幸安徽亳州老君庙,下诏追封老君“太上玄元帝”尊号；仪凤三年,又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作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列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举子皆须兼习；同年,又下令道士隶属于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寺,班位在诸王之次
。

......

这样,道教不仅成为唐朝的国家宗教,而且是皇室家族的宗教。

■?道教的斋醮法事,可以为统治者祈福禳灾,祷告天下太平；

■ 道教的炼丹和养生方术,可以满足帝王贵族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

■ 道家清静寡欲,与世无争的思想,可以为某些官场失意的官僚文人提供精神安慰和寄托；

■ 甚至上位者利用道教为李氏皇族的统治制造合法根据 。

道教以宗教信仰为中心 ，包罗了许多古代科学技术，在唐朝历史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药王孙思邈
、天文大师李淳风等人都属于道教人物
。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 、道三教得以并用 ，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
，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 ，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 。

唐太宗说：“为君之道
，必先存百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凡营衣食
，以不失时为本
。 ”确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总方针：“偃革兴文，有德施恩 ，中国既安
，远人自服。
”唐朝的皇帝因而有远见地将儒学提升至国家宗教的高度，又大力推广教育 ，不但提高了百姓对统治者的认受，也为国家培养了忠心
、可靠和高效的官员 。它也使国家避免过分地倚重军人
，同时还削减了高门大族的影响。

开元十年（722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
。到了天宝二年（743年）五月 ，他再一次御注《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
，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秦汉之际 。《孝经》有云：“在家以孝事亲 ，出则以忠事君
。”这就是所谓“移孝作忠 ”
，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玄宗御注《孝经》，还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 ，勤加研习
，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更显示了他希望能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

儒学对唐代文学家最根本的影响 ，体现于他们人格的塑造上
。

大唐建立
，太宗授命孔颖达成《五经正义》，太宗对儒学的推崇 ，亦不过是继承南北朝以来的义疏烦琐之章句学问，高宗、武则天以后则是偏重进士词科
，明经者仅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 ，是中材以下的进取之途。官方认可的儒学僵化生硬
，儒学自己又无力开新，便难以为社会所自然接受 。

不管是初 、盛
、中、晚哪个阶段的 ，大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
，渴望能为国家的强盛繁荣作出贡献，对民族和百姓有着深切的关怀
。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为国效力 ，建功立业
，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李白的“申管 、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 ，海显清一”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
，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典型表述 。

从初唐四杰、陈子昂
、员半千，到李白、杜甫直到元稹 、白居易
、韩愈、柳宗元 ，乃至晚唐的皮日休 、陆龟蒙
、罗隐
，他们诗文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尽管因时势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 ，却是基本一致的
。韩愈把《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书
，其核心便是“修身”“齐家 ”，即“修齐
”之道。

儒家思想体系就这样制约、影响着唐代文学 ，既使它因关注政教和现实人生而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
，又使它因过强的功利目的和以严格节制为特征的艺术趋向而显得压抑拘谨 。如果整个唐代文学没有儒家以外的思想体系发生作用，那么它将会是相当质木板滞 、道貌岸然而缺乏情趣的。在唐代还活跃着道家道教和佛教这两个思想体系 ，它们各自以别具特色的理路和形象体系
，滋润着唐人的文学创作，纠正着
、削减着儒家思想的某些缺陷 ，而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色彩和神韵
。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道教兴盛，佛教相对衰弱。

隋唐北宋时期
，官方道教兴盛发达 。唐朝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自开国后即尊崇道教 ，规定道教为三教之首
。唐玄宗尤其崇信道教
，加封老子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以《道德经》为科举考试科目。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管理 ，有名的道士受到朝廷礼遇厚赏 。又下令两京及全国各地大建宫观
，供奉老君，并屡次托称老君降临 ，传授祥瑞之物
。北宋真宗、徽宗尊奉道教神赵玄朗为王室始祖
，屡次加封玉皇大帝尊号，建立宫观供奉。由于唐宋统治者的尊崇扶持 ，道教在当时极为兴盛 。唐代和北宋还由官方主持多次编修《道藏》
，研究道经和教义 、科仪的学者纷纷涌现，对道教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

晚唐北宋以后 ，道教教义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兼融儒释道三教思想，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钟吕金丹派开始在道教中兴起 。五代宋初华山道士陈抟
、北宋道士张伯端
，吸取儒家《易》学和佛教禅宗理论，使之与道家思想和早期道教炼丹、养生方术结合 ，论述了内丹修炼的理论和方法
。到了南宋金元对峙时期
，道教内部发生重大变革，新兴道派纷纷涌现。在北方有全真道 、真大道、太一道 ，南方有金丹派南宗
、清微派、神霄派 、净明道等新道派；早期的天师道
、上清派、灵宝派等旧道派在教义和道法上也有新的变化 。这些道派在教义上的共同特点是倡导三教合一
，鼓吹儒释道教同源一致。三教所共同探讨的心性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道教哲学的中心课题
。儒家理学的天道观和伦理道德 、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修持方法，都被道教吸收融合。全真道和金丹派南宗都是专主内丹修炼 ，倡导性命双修的教团
，并在修炼次第上形成了先性后命与先命后性两派 。南方其他符箓道派也受内丹术影响，融合内丹与符箓道法 ，倡导“内丹外用”
，“内道外法 ”，以内丹修炼作为施行符箓咒术之本
。道教符箓道法也更加完备成熟。元朝统一之后 ，南北各道派重新组合，形成以内丹为主的全真道和符箓为主的正一道两大派系
，流传至今 。